但是，在制度内部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然而，世易时移，在经济危机、周期性、结构性调整三重因素的影响下，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急剧下滑。市场竞争的结果必然会产生贫富分化，而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不仅表现为国民间的收入差距过大，而且还表现出城乡收入、地区收入和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等特点。

一部分人依靠官商勾结和滥用政府机构权力、通过偷抢蚕食全民资产实现快速致富，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育和社会的和谐稳定都是非常不利的。1．市场经济的经济危机问题。反之，在行政权力主导下，一个国家虽然也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取得某种程度的经济成就，但终究会因为法治不行而落入坏的市场经济。没有这样的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主要是通过价格信号来实现的，市场功能的充分发挥，必须建立在灵敏、高效的价格体系之上。

公民的基本权益缺乏保障，公民缺乏安全感和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使经济缺乏长期的活力。因为资本的天性就是为了牟利，牟利的天性促使资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投入到社会生产之中，继续打压全社会生产的利润，于是就发生了马克思那时以生产过剩为表征的经济危机，凯恩斯则称之为有效需求不足。二是现行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的一些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比较模糊，如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对受贿罪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和对行贿罪的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规定等等，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争议很大，给司法认定带来一系列困难。

之后，自2000年至今，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以刑法修正案和立法解释的形式，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主体、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规定或解释。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就是我们党在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和发展过程中，必须把反腐倡廉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从而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保障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同时，两高根据刑法规定，也相继对贪污贿赂犯罪作出了一系列司法解释，为司法机关侦查和审判此类犯罪提供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依据。反贪污贿赂立法存在的问题与形势发展变化的要求相比，法律总是滞后的。

而在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公共权力实施的贪污贿赂犯罪是最为严重的腐败，其社会危害性也最大。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不断完善，为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目前也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有的还亟需要通过立法的方式尽快加以完善。

可以探索借鉴美国等国运用民法反腐败的做法等。（作者系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反贪局局长） 进入专题： 反贪污 。同时，还应加快与国际公约相衔接，使《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切实为我所用。1979年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首次增设了受贿罪，并将其归入渎职罪。

三是现行刑法对贪污罪、受贿罪立案标准的规定，已明显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司法实践中查处万元以下的案件已很少。概括起来，存在的不足主要有：一是现行刑法对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腐败犯罪的刑罚规定，与刑法中规定的其他犯罪相比较轻，并没有体现出治贪须用重典的精神。缘此，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不仅历来十分重视严肃惩治贪污贿赂犯罪，而且也十分重视反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依靠法制反腐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一条基本经验。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更是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罪受贿罪的补充规定》，以特别法的形式，大大强化了我国刑法的反腐败功能。四是现行刑法对贪污罪、受贿罪刑罚的规定过于宽宥，导致司法自由裁量权过大。

此外，虽然我国于2000年12月和2003年12月，已先后签署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目前我国刑事立法与这两个公约还存在较大的差异。如按照刑法的规定，贪污罪、受贿罪犯罪数额达到10万元以上的，起点刑为10年有期徒刑，但最高刑是死刑，这样的规定显然是不科学的。

我们还应借鉴国外有益的做法，如可以借鉴新加坡、瑞典等国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做法，制定专门的反贪污贿赂法。为了顺应形势发展变化的要求，1997年全国人大修订的刑法典在分则第八章中专设了贪污贿赂罪，使我国对贪污贿赂罪的刑事立法进一步完善。据有关资料介绍，美国民法反腐败的原告可以是一切公民，被告可以是从事腐败行为或批准腐败行为的官员，也可以是负有领导、监督责任，而没有履行职责的官员。反贪污贿赂立法的进程因廉而兴，因腐而衰，这是历史兴亡的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经济社会得到了全面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是我国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向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构成犯罪，而公约对此明确规定为犯罪，等等

软预算约束综合征成为一个自我激发、自我强化的过程。对许多人而言，其基本立场预先决定了他们将倾听哪些反对意见，对哪些意见则置若罔闻。

经营失败不仅在物质上给破产者以致命打击，还会败坏其道德声誉。随着资本主义形态在经济中确立了主导地位，商业对政治的影响增强了。

我们经济学家也应如此要求自己。我认为，通过暴力颠覆现有政治结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他们要么恰当地表达担忧，要么常常夸大其辞，但从未提到如果未能防止某些金融机构或企业倒闭，就可能发生灾难性后果。但这些警告零零星星，几乎未引起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成功的奖励得以延续甚至进一步强化，但对失败的惩罚减轻了。我感觉公众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到一场争论,即如何迅速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

这场争论被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分界--左派或右派，保守或自由，共和党或民主党—所困扰。1980－2008年发达国家大规模公共救助实例年份 国家 金融部门 非金融部门 1980 美国 第一宾夕法尼亚银行 互助储蓄银行克莱斯勒 1981 荷兰 抵押银行：WUH，FGH 1982 意大利 安保信银行 1983 美国 债务危机中的破产银行 1984 美国 伊利诺伊州大陆国民银行 林木业 1989 美国 储蓄贷款危机 1992 瑞典 瑞典银行业危机 1993 法国 里昂信贷银行 日本 日本银行业危机 1994 墨西哥 墨西哥危机 1995 英国/法国 欧洲隧道 1996 法国 房地产信贷机构， CIC， GAN 意大利 那波利银行 1997 东亚 东亚金融危机 1998 俄罗斯 俄罗斯危机 美国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1999 奥地利 布尔根兰银行 巴西 巴西危机 2000 泰国 泰京银行 2001 阿根廷 阿根廷危机 德国 菲利普·霍尔兹曼股份公司 （建筑） 美国 航空业 土耳其 土耳其危机 2002 意大利 菲亚特（依维柯） 英国 铁路 2003 法国 阿尔斯通（工程） 2004 法国 布尔（IT公司） 德国 柏林银行股份公司 2006 奥地利 BAWAG 2005 法国 国家印刷局（印刷） 2007 德国 IKB银行, 萨克森州立银行 英国 北岩银行 2008 比利时 富通集团，德克夏集团， KBC 法国 德克夏集团, 东方汇理银行，法国兴业银行，巴黎国民银行 德国 西德意志银行， IKB银行，巴伐利亚银行，德国商业银行，住房抵押贷款银行 爱尔兰 爱尔兰银行，爱尔兰联合银行 卢森堡 富通集团，德克夏集团 荷兰 富通集团，荷兰国际集团 瑞士 瑞士银行 英国 劳埃德TSB， HBSO，英格兰皇家银行 美国 美国国际集团，美洲银行，贝尔斯登，花旗集团，高盛，美国富国银行以及其他25家机构每家获逾10亿美元的救助 克莱斯勒，通用汽车 迄今为止，我并未提供一系列建议（后面将涉及），我只是预测，而不是开药方。

在有真正威胁性风险的地区，经济决策者和商界应努力消除公众不满的根源，甚至不惜牺牲未来的效率和经济成就。软预算约束理论并非仅仅孤立地考察单个决策者因依赖保险赔偿而未竭尽全力防范损失的现象，而是对企业、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政客等所有系统参与者的动机、行为及其相互作用进行更深入、全面的研究。

作为一个过去数十载从内部观察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研究者，我想就此发表看法。如果救助频繁发生，如果经理们开始指望获得救助，该综合征就会出现。

作为备忘，这里列出近年来政府救助的时间表。在分析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时，上述历史观点是值得牢记在心的。管理者的物质利益、道德声誉与其公司的财务状况之间的紧密联系被弱化了。从这一角度看，无论多少救助，无论预算约束软化到何种程度，都不会有回归社会主义制度的危险，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迄今为止，实证分析和预测并不能推出以下简单、规范的结论：停止救助，不惜任何代价硬化预算约束。随着财产和管理的分离，负责实际商业决策的管理者的个人命运、收入和声誉与其公司财务状况之间的联系弱化了。

软预算约束综合征如同某种无法完全治愈的疾病，患者必须有知情权。争论的另一方也有类似偏见。

人们往往简单地对软预算约束和硬预算约束进行比较。或许在一些拉美国家，或是其它地区，公众的不满可能导致爆炸性事件发生，甚至社会主义者夺取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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